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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十七)-(六十八)

    作品:《70后的青葱岁月

    1987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是我仅有的两次没看过的春晚,不过尽管没看,但那年春晚横空出世的一个帅哥和他的歌曲《冬天里的一把火》也已经势不可挡地席卷中华大地。

    很多人都会哼唱,也包括我。我们学校的镇街上,那么偏僻落后的小镇,也贴有费翔的大幅明星照。

    火红的紧身小西装,烫着大卷的奔头,遮在额头上的长长的五指。

    商店里出售着盗版的磁带,镇上电影院贴着到处跑江湖的歌舞团节目单,主打歌就是《冬天里的一把火》。

    演员也在尽力模仿费翔的造型,但个头和气质难以复制,尤其那双深邃的蓝色眼睛,魅力四射,深情似火。

    班里女同学只要一聚堆,听话题,90%是费翔和他的《冬天里的一把火》,剩10%是在谈论《故乡的云》。

    费翔的魅力在那个讯息闭塞的年代就燃爆了整个中华大地。

    甚至于大兴安岭真的燃起了一场大火,一位林场工人启动割灌机引燃了地上的汽油,灭火不及时,导致了一场烧了一个月的特大火灾。

    小道消息把火灾的责任归于了费翔,埋怨都是费翔春晚唱得《冬天里的一把火》太火爆了,终于在初夏的五月引燃了大兴安岭。

    当然是无稽之谈,但百姓们津津乐道,都装作自己掌握了内部机密。

    以至于传说,后来费翔再开演唱会,对演唱《冬天里的一把火》都有了心理负担,需要邀请现场观众一起唱,一旦再有事,好一起担责任。

    大兴安岭火灾经过五万多军民近一个月的拼死奋战,终于扑灭了。

    中午时分,学校里的大喇叭也正在转播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

    播音员抑扬顿挫,慷慨激昂。我手掐着一个馒头,眼前饭盒里盛着几块也学着同学礼拜天回家,跟二婶要的咸菜疙瘩。

    一口咸菜疙瘩,一口馒头,听到播音员播报今天的日期,突然反应过来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看着手里的咸菜疙瘩,忽然感觉,悲从心起,酸自鼻头。眼圈里就有了眼泪打转。

    自怜了一番,心里暗暗下定决心,这个生日要记在心里一辈子。也算自己的人生经历了一些小坎坷,小苦难,日后也有了吹嘘的资本。

    郝超被他舅舅叫回老家了,不知有啥事。曹柯依旧在四处乱窜,神龙见首不见尾。

    下午上课的路上看到了老姚,他们班已经在进行高考前最后的冲刺,为了彻底改变自己的人生,为了逃离农村的环境。

    郝超下午回来了,带了一个坏消息。他妈妈跟舅舅可能为啥事闹得不太愉快,加上郝超转学回来学业也没有显著提高,所以郝超的父母商定把他召回兰州。

    郝超也不愿意走,那个年龄交的哥们儿,感情真挚,全是掏心窝地相处。有一分钱兄弟俩掰着花。

    我更不愿意郝超回去,已经适应了有个兄弟跟我一起度过艰难困苦,如此恶劣的环境也让我无视了,感觉日子过得还挺开心。

    一听郝超要回兰州了,心里一下子空了,又剩下自己孤军奋战了。

    父母命难违,郝超已经在收拾行李了。铺盖也是从舅舅家借用的。不用那么远往兰州背了。

    我也请了假,帮郝超收拾东西,他一个车子带不了,然后我也用自行车一起帮他往舅舅家带。

    路上感觉舍不得,就决定把郝超送到鸢亭市的火车站。从那里再分别。

    郝超听说我要送他到火车站,也很高兴,又多出了许多时间相处。

    把铺盖送回他舅舅家,跟他舅舅匆匆告别。郝超的自行车也是舅舅家的,这样我骑车带着他,直奔县城汽车站。

    郝超一路不舍,在后座不停地跟我说他家在兰州的地址,他妈妈单位的电话,他爸爸单位的电话。邀请我一定去玩。

    “嗯嗯,”我在前边一边用力地蹬着,一边迎风流泪。

    把自行车存在汽车站,买票去了鸢亭市。

    鸢亭汽车站离火车站很近,大概一公里。还好排队的人不多。只有一趟车,青岛-兰州(西宁)的。

    十六岁的年纪,头一次结交那么远的朋友,都格外珍惜。

    趁着郝超去厕所的空,我买了一张站台票,决定要送郝超到车上,成年后怎么也找不到当时那种跟朋友难舍难别的感觉了,可能大家都会掩饰自己的感情了,哪怕转身就是一生。

    火车还未进站,我们在车站候车室的长条椅子坐着等。候车的人不是太多,有些旅客就睡在长条椅上。

    候车厅门口有个冰棍摊,卖冰棍和汽水。我过去买了两根冰棍,坐着一边吃一边聊。

    尽管还不到最热的时候,但大厅里通风不好,也是感到很闷热,头顶的几个吊扇,“呼呼”地转着,刮来的风也是一种污浊的臭味。

    墙角堆的坏西瓜皮,脚底地烟蒂,还有脱了鞋,躺着睡觉的旅客,共同调制的。

    我俩都装作有说有笑,谈论着学校的事情,谈论着我俩的单间宿舍和大蚊帐。

    郝超还笑说,“这次你可以独占大蚊帐了,不用怕我做梦时一脚踹你身上了。”

    郝超睡觉不老实,翻来滚去。做的全是激烈的梦。

    “我走了,你可以让曹柯搬过来我那床住。”郝超帮我出主意。

    “曹柯才不会专一于一个床铺,他每晚都辗转不同的宿舍。”我跟郝超说。

    “我可受不了,每天睡在不同人的床铺上。”郝超说到。

    “嗯嗯,”我点头表示赞同,“你终于熬出来了,回去不用受这个罪了。”

    嘴上说着位郝超开心,心里其实还是不舍得他走,忽然有了很强的孤独感。

    尽管还有曹柯他们,但其实跟郝超的情况最为相同。共同语言也最多。互相也最能体谅到对方的心思。

    背景的不同,导致有些沟通其实是不顺畅的。尤其是生活习惯和卫生忍受程度的不同,更是让我跟除了郝超以外的其他人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大厅里传出播音员的播报,由青岛开往兰州方向的列车马上就要检票了。

    郝超有些难过地说,“我走了,海超,你回去吧,谢谢你来送我。”

    我笑着说,“别着急啊,我已经买了站台票,送你进车厢。”

    “真的吗?”郝超很兴奋地跳起来,感觉分别的时刻又被延后了。

    六十八

    进了车厢,我帮郝超把随身的一个手提箱放到行李架上,然后看到有空位,安排郝超坐下,已经有西部口音在车厢里嘈杂。

    郝超跟我说,“听到西北话好亲切,好久没听到了感觉氛围一下子变了。”

    看到有座位,我也坐到郝超对面,看着他兴奋地说着听到家乡话的感受,为他高兴。那一刻,也暗自想念烟海,我自己的家。

    后来,我回味那天,其实一路送郝超,难以分别。也是为了自己能多多感受郝超回家的心情,希望自己能感同身受。

    羡慕他能回到父母的身边,尽管在父母身边时,我总是盼着父亲出差不在家。

    自己一个人在外时,才真正能感受到当初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幸福和快乐。

    “海超!快开车了!赶紧下去吧!”郝超喊着我,把我的思绪拉了回来,与此同时听到车厢广播,”列车就要开车了,请送亲友的旅客抓紧期间下车。”

    “哦哦,”我答应着,可是屁股却抬不起来。心里想着,舅舅家的大表姐在泰北市,我不如也去一趟。

    打定主意,我跟海超说,“我不下车了,送你到泰北,我去表姐家。”

    “真的吗?”郝超在车厢里雀跃起来了。

    “这样我们还有好几个钟头呢?我去问问列车员几点到泰北。”海超兴奋地说到。

    我说,“咱们一起吧,正好补个票。”我口袋里还装十几块钱,妈妈刚通过邮局汇款过来的生活费。

    到了列车办公席,打听了火车半夜到泰北,补上车票后,正好剩了一张大团结。

    郝超拿出临走时他舅舅给塞的几个煮鸡蛋。还有一个小包袱包的带壳的花生。

    我们边吃边聊,开心一路。开心也是不同,郝超是真的开心,脱离苦海。我是暂时做一两天的鸵鸟。但我确信那一刻是开心无比的。

    郝超边上坐了一对老夫妻,听到郝超说普通话,就打听我们去哪里。

    郝超跟他们说了他要回兰州,以及自己的情况。那对老夫妻也是去兰州,也是回山东老家探亲,往回走,这样可以陪伴一路。

    老两口打听我们的关系,郝超就说了我们的情况,学校里好的睡一个大蚊帐,都是外地独自一人住校。

    然后说我是专程来送他,本来是送到火车站,现在一直送到泰北。

    老夫妻啧啧叹道,“同学感情是最真挚,最单纯的。”

    然后老两口相视一笑,说道,“我们曾经也是同学。”

    老夫妻也参与到我们的聊天,说起了他们年轻时候的同学友情。

    老夫妻也是大学毕业。我也就提起可以我的父母,也都是本科大学生,说起了为何将我转学回老家读书。

    老夫妻算了算年龄应该比我和郝超的父母都大,也感叹他们那个年龄。考大学如同登天一样艰难。也都是从农村考学出来的。

    这次,他们夫妻回老家也去自己的母校看了,感叹学校没有什么变化,尤其教学和生活条件基本接近他们读书那个年代。

    并鼓励我和郝超努力学习,以后能为国家尽一份力量。

    我和郝超连连称是,老两口又你一言我一语地说道,“当然,为国家做贡献,不光只有大学一条路,条条大路通罗马。毕竟现在能上大学还是极少数的。”

    我和郝超头点得更积极了,无疑都比较赞同老夫妻关于上大学的表态。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车轮“咣当,咣当”地声音提醒我离下车的时刻越来越近。

    我内心也在犹豫,还要不要再往前送,条件不允许了,口袋里的钱也不允许,陌生的没有安全感的前路,也不允许了。

    我决定就在泰北下车,就此跟郝超别过了。

    车速降了下来,快进站了。

    我问郝超,“你还有钱吗?路上还得一天多。”

    郝超摸了摸口袋,掏出三块钱还有几张毛票,笑着说,“就剩这些子弹了,我妈让我跟我舅要点,临走也没跟我舅要钱。”

    “不过没事,没什么花钱的地方了,到站我姐来接我。”郝超放心地说。

    “给我吧,”我把那三块多钱从郝超手里拿了过来。

    郝超诧异地看着我,我拉开拉链,从夹克衫里边的口袋里掏出那张大团结。

    “拿着!你路远,用得着,”我递给郝超。

    “别,你还要回去买票,现在半夜了,怎么也得找个地方住。”郝超红着脸坚决推辞。

    火车的咣当声间隔时间越来越长,开得越来越慢,马上要进站了。

    我站了起来,对郝超很不在意地笑了笑,“没事,也有人在外边接我。不用担心,一定拿着!”

    我把大团结塞进郝超的衣服口袋,转身向车厢门口走去。

    “海超!谢谢你!”郝超在我后边跟出来。

    列车猛烈地前后晃了一下,停住了。早已等在车门口的列车员戴上了大檐帽,用套口钥匙打开车门,然后掀起脚下的挡板,露出了台阶。

    我第一个跑了下去,“海超!”郝超在后边叫着我。

    我没敢回头,一直跑到一个站台柱子后,我藏身柱子后边,确信郝超看不到我了。

    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再也止不住了。不知道是为了离别而流,还是为了自己而流。

    听到火车一声长鸣,我擦了擦眼泪,偷偷伸头看了郝超的车厢。

    见他在车窗边,一边打开车窗,一边伸出头,急切地向外找着,“海超!海超!”

    “再~见~啦!”郝超没找到我,只能竭尽全力地向车外大喊。

    火车开动了,越来越快,越来越远,载走了郝超,载走了我们那些开心的日子。

    自那次泰北分别,我和郝超再也没见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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