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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162章 大户部

    作品:《大明元辅

    丁亥京察的结束,看似一场风波已经过去,但正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接下来高务实的动作并未稍停,甚至颇有些打算势如破竹、乘胜追击的意思。心学派一方更是觉得压力巨大,应接不暇。

    丁亥京察事毕的次日,高务实便上疏言及此前《取用疏》得到批准之后,他与户部同僚和衷共济,终于将预定增设的两署十一司编制及规章制度拟定完毕,随时可以上呈以奏。

    两署十一司之两署,即预定增设的户部审计署、户部关税署。按照高务实在《取用疏》中所言,户部也要效仿兵部“四侍郎制”,另外增设两名侍郎,专职分管两署。

    朝野共知的是,户部增设两侍郎和昔日高拱在兵部增设两侍郎,其实是大不相同的。

    兵部增设两侍郎,基本上只是多了两个侍郎官职。其中戎政侍郎相当于给京营直接空降一位文官去领导,在兵部内部并没有新设机构,可以说戎政侍郎的直接“下属”就是京营。

    另一位侍郎则更多地像是储备干部。高拱的本意是一旦某地有事,或者某重要疆臣意外出缺,朝廷可能一时找不到人选接替,如此兵部的这位侍郎便可以直接顶上。

    这位侍郎在兵部任职期间,主要任务便是留心各地防务现状,做到对各方边情都有充分了解,随时能够完美接替任何出缺的重要疆臣(一般指九边地区的总督)。那么换句话说,兵部也无需为此另设机构。

    无需另设机构,意味着虽然增加了两位三品大员,但这一改革仍不能算作是“结构性”的改革,它是作为现有体系下的某种补充完善而出现的。

    高务实的户部四侍郎制改革却显然不同与此,其不仅增设了两位侍郎,更关键的是增设了两署十一司,这是典型的结构性变化。这一变化最直观的改变,就是户部变得更加膨胀了。

    众所周知,六部的地位排序是“吏、户、礼、兵、刑、工”,户部在六部之中的地位仅次于掌管天下铨务的吏部。

    这一点甚至从别称上都能看得出来:吏部尚书号称天官,户部尚书号称地官。剩余四部尚书则只能靠后一档,各分春夏秋冬四官:礼部春官,兵部夏官,刑部秋官,工部冬官。

    与此同时,如果论编制规模,则户部反超吏部,同时也力压其余四部,一直是朝廷的第一大衙。[注:吏部编制不大,别说比户部了,它比兵部、刑部、工部都小,大抵只和礼部相当。]

    本来就是最大的衙门,现在还要继续膨胀,而且一膨胀就要直接多出十一个司,这就太惊人了。

    司是什么级别?按理说也不高,主管官员为郎中,级别为正五品,尚不及一知府。

    然而大明与鞑清不同,鞑清是京官不如外官,因为外官权力既大,油水也足;大明是外官不如京官,京官不仅地位明显高于外官,而且升官容易,权力也大,同时还不像外官一样天天被都察院盯着(这里的都察院包括以都察院本职外派的巡抚、巡按)。

    京官中的任何一位郎中,只要他自问行得正坐得直,是完全不虚七品御史的。外官则不然,头顶就有一位按台老爷在,哪怕你是二品布政使,见了那区区七品的按台,不少时候都得自称下官,弯腰赔笑。

    况且现在六部之中的吏部、礼部、兵部、工部这四个部都各自只有四个司,而户部本就是按照十三省(布政司)分的十三个司(刑部也是),这样你还要直接增加十一个司,不嫌夸张吗?

    然而高务实不嫌夸张,在他的思维里,三省六部制中的户部本来就叫做民部,事关民生的事情按理几乎都归户部管,这如果放在后世是什么概念?

    那意味着户部至少相当于发改委、财政部、人社部、农业部、工信部、民政部、资源部、商务部、审计署、人民银行、国资委、国税总局、统计局、市监局的集合体。

    与此同时,诸如交通部、水利部、住建部、文旅部等的部分职能,户部也有不同程度的涉及。

    如此来看,光按十三省来分各司,显然是不够用的,必须进一步专业化、直属化才能把各项工作条理清晰地办好,而不是让很多事情找不到对口的衙门,最后闹来闹去互相扯皮。

    打个比方,就说盐务问题,广盐侵蚀淮区,南京户部始终管不好是为什么?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其中有一条必然不能忽视:南京户部管不着广东的财政,包括盐务。

    南京户部可以管南直隶以及浙江、江西、湖广的粮税征收,但这里只是粮税,其余绝大多数财政事务仍由北京户部管辖,至于广东,那就更和南京户部毫无干系了。

    换句话说,从南京户部派出到扬州的盐务官员,只能管理淮区盐务,对于广盐的侵蚀他插不上手,顶多只能上奏到皇帝面前,让皇帝来宸断并下旨解决。

    然而与此同时,由于南北二京的户部名义上是同级而并不互相隶属的,因此北京户部又管不着上司为南京户部的淮区盐务,如此它显然也不大可能为了淮区盐务的稳定,去责怪自己管辖的广盐——老子的儿郎们就是这么能打,你待怎的?有本事咬我啊!

    你瞧,这就坏菜了。

    所以高务实很反感这种行政权力被分割,导致事权不统一,各地之间互相扯皮的结构。这种分裂造成了无法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各自为政,使各种事情陷入内耗,最终损害的是国家的整体利益。

    因此他一直认为,光是按照十三省来分司财权是有问题的,何况大明的行政结构也很独特,它在十三省之外还有两京(南直隶、北直隶),因此很多专门的事项必须设立专门的机构来统管,同时还得把两京的特权取消,一并来管辖。

    当然,鉴于南京六部也有积极意义,高务实倒也不是说非要让整个南京六部完全变成养老院,只是必须把“南北并立”的局面改掉,明确以北京六部为主导,南京方面不能独外于天下。惟其如此,才能政令畅通,上下齐心。

    这些道理对于高务实而言是无须解释的,他有这样的心思和举动也几乎是一种本能,毕竟红朝的经验摆在那里,好与不好自有效果说话。

    唯一要注意的,大概就是权力越大便越需要监管得力。眼下户部由他自己掌舵还好说,可将来万一他调任了,这样的一个大户部就千万出不得问题,否则一不小心,结果就是灾难性的。

    不过他才上任两个月左右,朝廷的财政窘迫也不可能立刻就得到根本性改善,显然皇帝暂时还不可能将之调职,所以还不必过于着急,监管问题到时候再议也来得及。

    当务之急,还是先把大户部的架子搭起来再说。

    心学派在本次丁亥南察中,损失了大本营南直隶地区不少位置,士气方面比较低落。高务实这道奏疏上去,虽然申时行和王锡爵都大为紧张,外界对此也议论纷纷,但却没有形成太大的阻力。

    次日一早,朱翊钧的圣旨就下来了,批准同意户部进行四侍郎制度改革,增设右侍郎两名,分管即将设立的审计署与关税署。

    与此同时,圣旨中还明确要求户部尚书高务实尽快举荐两侍郎及十一司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各级官员,要求他与吏部商议之后立刻上报。如吏部与他有不同意见,则两种意见同时上报,“朕自有宸断”。

    话虽如此,其实不管是皇帝还是外廷其他官员,大家都觉得这句话只是句套话。吏部乃是实学派自隆庆四年年初以来一直的大本营,杨巍虽然不能算是完完全全的实学派,但从一直以来的表现看,显然他不可能反对高务实的举荐,所谓意见冲突这种情况根本不会存在。

    这么一来,高务实位于昭回靖恭坊的尚书高府再次变得门庭若市起来,形形色色各类官员都想方设法希望引起高务实的注意——这多么官帽子掌握在他手里,而且一听名目就知道几乎全是实权职务,谁不想去分一杯羹?

    不过很可惜,高务实府上“高挂免战牌”,门子客客气气告知前来拜访的官员们同一句话:“老爷交待,近来事忙无暇会客,还请贵客体谅则个。”

    别说其他官员了,便是实学派出身的官员都进不了高府大门。那就没法了,大伙儿只好陪着笑脸,留下自己的拜帖告辞而去。

    高务实倒也不是故意做作,眼下这种敏感时刻,他的确不便会客,否则你有你的渊源,他有他的关系,大家都跑来求官,高务实到底给谁不给谁?无论怎么做都不好,还容易遭人非议——这几乎是必然的。

    事实上,对于分管两署的两位侍郎人选,高务实心里其实已经有了决定。

    主审计署的户部右侍郎,高务实打算举荐杨俊民,主关税署的户部右侍郎,高务实打算举荐赵于敏。

    杨俊民字伯章,号本菴,乃是故兵部尚书杨博之子。其为嘉靖四十一年进士,拜官户部主事,历任礼部郎中。隆庆初年升为河南提学副使,万历初年曾任太仆少卿。其父杨博辞官退休,杨俊民也主动辞官,侍奉父亲回乡。

    后来杨博去世,他在丁忧期满之后起为原官,今年丁亥京察正好考满,考绩为优,满足升迁条件。

    高务实用杨俊民,虽然一部分原因是出于派系考虑,需要将晋党继续团结在实学派内,并且保持其作为自己主要臂助的目的,但另一部分原因则是杨俊民本身精于财务。

    这个年代的山西官员比较另类,其中表现优秀的大抵分为两种:一种精于边务,一种精于财务,杨俊民属于后者。

    在原历史上,杨俊民在万里十九年至万历二十七年这长达八年的时间里,一直官居户部尚书一职,只此一点便看得出他长处所在。

    要知道,户部尚书这个位置可不好干,尤其是碰上朝廷用度开销巨大的年景,一个弄不好就是丢官去职,甚至被追究责任的下场。终明一朝,户部尚书“出事”的几率非常之高,完全称得上是高危职业。

    杨俊民显然不算运气好,因为在他任职户部尚书的这段时间里,爆发了援朝抗倭之战。

    虽说此战真正的军费其实是以朱翊钧内帑提供为主,户部只能算打了个下手,然而爆发这样规模且持续数年的大战,对于国内的经济也是有严重影响的。

    杨俊民的功劳就在于,没有让此战严重影响道国内的民生,各项经济指数基本平稳,也因此他的位置才坐得稳稳当当。

    当然,彼时辽东的情况还是比较惨的,不过高务实不能拿他跟自己比——人家可不是几百年后穿越回来的。

    不过高务实不打算让杨俊民分管关税署,因为杨家本身也是大富之家,族中产业颇多,同时也做边贸买卖,与土默特的贸易额相当不小。

    虽然不曾听说杨俊民本人在原历史有什么经济问题,但高务实为了避免出现“自己管理自己,自己监督自己”的情况,还是打算让他管理审计而非关税。

    至于赵于敏,这是高务实的老熟人了,在广西时便已熟识。而且赵于敏在京中没什么厉害靠山,因此很早便于高务实搭上了线。后来在一些事情上赵于敏也一直都站在高务实的阵营里,不曾有所动摇。

    另外,或许是赵于敏在广西时便见识了高务实的经济手段,他此后在外地为官时也照本宣科地模仿过不少,效果倒也不差,看起来对财政工作有一定的理解。

    赵于敏已经做到湖广右布政,单从品级上来说完全可以调任户部侍郎。同时,高务实也需要从自己的人里提拔一部分,这样才能形成向心力。

    只不过这两个任命有一点点小问题:杨俊民和赵于敏都是山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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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今天家里有客,没法加更了,顺延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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