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圣夔州无草堂

——关于杜甫夔州诗和奉节诗城文化的断想

一首诗足以点亮一个人的光亮，一座城因为一个诗人而成就辉煌。夔州的文化亮点太多，而最接近人民的诗人无疑才最有底气，也最接近地气，为杜甫喝彩，不应该只停留在口头之上。

在白帝城碑林中有对联说“隔溪旧有诗人宅”，这“诗人宅地”乃“夔州杜甫草堂”也。上联是清夔州知府刘心源光绪丁酉（1897年）年撰写的景象，如今读来至少给人有凭吊杜甫诗魂的“所在”“所处”。但是大移民之后，游客游览诗城奉节，杜甫遗址荡然无存，难道我们只能在白帝城的文化林中徒然嘘嘘杜甫吗？再重温“安得广厦千万间”中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场面？

在“文化立县”的奉节文化经济背景下，夔州杜甫之家（草堂）为什么还不存在？事实上，夔州不仅拥有白帝，不仅拥有孔明，不仅拥有李白的“朝辞白帝彩云间”的豪迈，更浓重的，而且有迹可循，有文可鉴，有诗可吟，有碑可寻的杜甫，活生生的杜甫，和百姓零距离接触的杜甫，也是当下“走群众路线”，为社稷，为黎明的典范。

远在民国时期，有诗人马林的“游草堂诗碑”一通，其中云“功名遗恨倾夔阁，诗史流芳著草堂”，这正是对曾经生活在此的公务员和草根的“诸葛孔明，杜甫子美”两种典型的人生价值观的推崇和敬仰，更是对这两种达观人生理念的学习和效法。历代不绝，名言道浅义深；文人学士，志高同仰亲为。这说明即使的顺道而来的，旅行而去，杜甫，成为他们终于“伫立”凭吊寄托的主要动力，而“因访少陵故居”成为最佳的注脚。假如无故居可循，岂不大煞风景。本人短暂过境奉节诗城，但是，就是难以集中窥“草堂”之遗址，始终围绕白帝打转，固然白帝城名言天下，但是，杜甫的人文价值却被淹没在白帝、诸葛、李白的光坏之下，委实是对最现实的诗人的诗圣的不恭不敬。事实上，名言专一的“夔州杜甫草堂”文化实体，让更多的人反而只知天下有“成都杜甫草堂”，而不知夔州杜甫草堂“文化，

去年1月，英国首相卡梅伦选择访问成都，首站就是“成都草堂”。成都杜甫草堂为其成都之行的首选是因为杜甫为特征的中国文化代表。走进草堂，卡梅伦为这里悠久的历史、厚重的文化而感慨。在杜甫草堂博物馆的茅屋前，卡梅伦坐在石凳上，端起一杯盖碗茶，品味着“碧潭飘雪”茉莉花茶。新闻报道卡梅伦说：“这个茶非常美味。”

假如成都无“杜甫草堂”，那么川西文化乃至蜀国文化，特别是成都文化，便少了七分厚重。记得我唯一的一次川西之行，其首选正是探“成都杜甫草堂”。尽管当时年轻少不更事，但是，徜徉在草堂文化的“实体”景物之中，流连在杜甫诗章的华彩里；瞻仰翻新的“草堂茅屋”、流连在“竹影婆娑”的小径，不是诗人，也是诗人，心底丛生的不仅是敬仰，更是一种自豪；不仅是一种游览，更是一次洗礼。此乃凭吊先贤古迹，鞭策后辈知行的最好的方式。

平心而论，太白诗仙在成都也诗作不少，但在成都，因为杜甫草堂的存在，太白其文化的影响力便没有杜甫之炫；而在夔州李白，凭借一首诗歌便把诗圣的光芒盖住。我这样说，似乎有偏颇之味，但却是实事求是。这也是诗以名显？还是名以诗显？

杜甫夔州诗开发不够，这和对杜甫文化研究重视不够有关；当然，有无“草堂”的物质外壳，尽管没有因果联系，却分明有某种干系——而夔州杜甫遗址（草堂）和“杜甫夔州诗”的结合至少可以促进之、弘扬之；这既是物质建设，更是精神拓荒；既是物质文化的的内涵，也是精神文化的展览，

这里不得不提及历代学者、官员、过客、儒生评说建构夔州杜甫草堂的必要性。

“叹高风之既远，而故居之弗葺，无以致思贤尚德之意。”这是宋朝的于衡《东屯少陵故居记》。这里，对“故居之弗葺”痛心疾首，更上升到一个政治思想的觉悟，他说“无以致思贤尚德”；让历代学人、官员汗颜。“乃今起轮奂于将倾，揭丹青于欲坏，退食有地，肆宴有所，以涤尘氛，以抒心目，政事之暇，可不务乎？况少陵忠义之气根于素守，虽困踬流落，而一日未尝忘君，后之来者，倘睹遗像而念其行藏，瞻斋颜而企其节义，则爱君忧国之念油然而生，其补于政治岂浅而鲜哉！予亦有望于后之人嗣而葺之，俾勿坏。”这是嘉定元年（108）的碑文。思筹千古未来的担忧，果然兑现。今天读之，至今仍然让我们无地自容之感，岂能再无动于衷，无所作为之？这是原来在西瀼漕司高斋的的一通碑文。

最典型的有黄庭坚的《大雅堂记》和陆游的《东屯高斋记》。

黄庭坚用“斯文委地”褒溢的概念论述著述诗词文章之要旨，也间接地剖析杜甫看夔州“现地”诗歌最贴近自然和人民的根本属性和艺术审美价值观。说“文章之事，随己所能，杰出时辈，未有升子美之堂者”最是欣赏黄庭坚的务实作风“归刻之石，作屋庇之”。用具体的物质文化的形式将杜甫草堂文化构建起来，传承务实，身体力行。陆游用“少陵，天下士也。”又说“少陵非区区于仕进者，不胜爱君忧国之心，思少出所学”推崇杜甫的文人品格和文化高标。但，是即使是过去的历史中，大诗人陆游同样很是为文化遗址的继承担忧，说“高斋尤不可识”的拳拳之心，切切之意。很是显然，所有为官一任，对于文化，他们都有着与生俱来的那种担忧，那种关切，那种躬行，这正是延续了杜甫夔州诗风的传统。

很显然，建立“杜甫夔州草堂”，并不是和成都杜甫草堂比肩，而是和成都草堂比翼；各有内涵，各有侧重，各有特色，不求平分千秋色，但愿共享文墨；不期蔚为大观，但求精致别趣。在诸多的历代前贤的“高斋记”中的拳拳殷切中，我们应当遵循的复建的原则是，是“使大雅遗音久湮没而复盈三巴之耳”（黄庭坚）“以涤尘氛，以抒心目”（费士戣），是“以致思贤尚德”（于衡），是“爱君忧国之心”（陆游）……

“草堂胜地，浣花名溪。”这是清代重修浣花溪广嗣桥序碑的碑文。“经前贤之游寓，为修志所不遗”这是乾隆五十三年（1787）冬月夔州贤达名流对杜甫的首肯，更是文化的一种直觉，和经济无关，和政绩无关，只和夔州文脉传承有关，只是因为对诗圣来自本能的一种尊重。

夔州当年居无定所，历代重修重建，乃至因为更具破坏性的“库区储水”之后，是否具有无与伦比的“新建”。网络上，报刊杂志上，乃至学者专家的呼吁不绝于耳，为什么杜甫在新奉节古夔州还是“居无定所”。徒让各地学者，诗人，百姓到三峡，寄奉节，无处凭吊一代诗圣。奉节拥有无与伦比的文化元素“杜公祠、草堂、西阁、大雅堂、高斋、浣花溪等”都是我们在诗意字面中最亲切的滚烫的与杜甫相关的词汇。

本地学者李江先生《夔州杜甫草堂文化遗产》特辑中说，“自宋代以来夔州人民镌石竖碑，建堂立祠，寄托对诗人的缅怀和敬仰。因夔州府、县治所在东西瀼水之间反复迁徙，杜公祠亦随之累建累废，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已损毁殆尽……”更有《名人论杜集锦》专辑。悉心收集整理研读杜诗，为后来学者铺路搭桥的奉献精神。

在本土学者龙占明先生的《夔州诗，杜甫诗歌的巅峰》一文中，我们读出了当代夔州人对杜甫的拳拳之心，其中谈到“夔州诗，集杜甫诗之大成，数量多，质量高。杜甫诗歌是奉节人民的宝贵遗产，是历史遗留给奉节人民的宝贵财富。”同时更指出“这是历史赐予奉节的机遇”；所以，“复建夔州杜甫草堂，是历史的延续，是对历史的尊重”的高度。这不禁让我想起了爱杜诗的故事。故事说夔州县令候昌镇集薪水，建草堂、开学馆、兴教育，仆居东屯，藏于祠旁，追魂诗魂的精神寄托。

更有胡焕章先生长期工作生活在奉节，专注杜甫夔州诗文化，其在序言中直言不讳的谈到，艺术研究夔州杜甫诗一方面是基于著名学者冯其庸先生对其的建议，更是一种基层文化人，成长在夔州杜甫诗歌文化中的一种直觉，其中更值得欣赏的是他说，他“有幸在此之前（00年前）能够追寻杜公的足迹”。所以，能够写成具有真实环境比照下的《杜甫夔州吟》文化专著，为现地研究杜甫夔州歌开先例。事实上，奉节本土学者对杜甫对草堂有着无以伦比的发言权，特别是在杜甫诗学中“现地研究”中拥有先天的巨大优势，这是动力，是自觉，是弘扬，是传承。至于当地文化建设中备受争议的夔州杜甫草堂和白帝城的关系话题，一言以蔽之，两张名片各具内涵，相得益彰是“夔州诗城”的重要的文化内涵支撑点。正是因为这样那样的本土文化人的深入介入和热忱，才让夔州诗歌文化，特别是杜甫文化在重庆地区，乃至全国地区具有最令人羡慕的，是一个团队，是一种传承，是一种“文化的自觉”。

在文化界、学术界，关于杜甫研究成果汗牛充栋，而堂堂诗城奉节，这古夔州竟然还是“居无定所”，翻开奉节文化的典籍，杜甫无疑是其中最具时代感、人文性的代表人物，其诗圣的加冕，直接得益于杜甫飘渺客居夔州的宏伟诗篇。浩荡的三峡诗性文化集大成，更偏爱于夔州诗歌文化的积淀；不知有多少文人学士、官宦志士对此钦慕向往。但是，倘若来夔州，无处探幽诗源，无处纪念诗魂，无处凭吊诗圣；不能不说是人文地理的最大遗憾。

最后用王十朋“谒杜工部祠”的原文憧憬；王十朋说“诗史有堂，遗像有祠。光艳照人，膏馥满碑”。笔者作为夔州近邻云阳的读者同样期待夔州草堂文化活生生构建起来，让我们外地读者、诗友，学者、学生，名流、贤达，到诗城咏诗、来游览聚会之时——凭栏有景，论诗有场，跪拜有堂。

写到这里，突然一梦，梦寐有打油诗唱到：

饱览夔州白帝云，共瞻杜甫诗圣堂。高斋疏帘论诗章，浣花躬耕育栋梁。倘若偶然魂出窍，诗城文化醉情殇。莫求隐居秋兴时，不愿颠沛登高望。（未完待续）